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的结局为何截然不同

东亚的维新运动

1868年至1873年，明治维新为日本开了新时代。“维新”一词取自《诗经》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确，明治维新是以天皇复辟为名，其实是一次从下而上的夺权，结束了日本德川幕府的“武家”政治。

19 世纪中，美国培里准将（Matthew C. Perry，1794—1858）率领舰队，进入江户（东京），要求日本开国通商。这次事件，为日本带来了严重的危机意识，其冲击不下于中国经历的鸦片战争。日本当政的德川政权，无力应付严峻的变局，一群九州长州、萨摩两处大名（藩侯）的藩士发动政变，以“尊王攘夷”的口号，逼迫德川幕府“奉还大政”，将长期形同傀儡的天皇奉为实际的君主。新政权采取全盘西化的政策，改变政府制度，编练新式海军、陆军，振兴企业，将一个仿照中国文化的边陲国家，一变成为东方的西洋国家。

二十年后，日本挑战中国在东方的霸权地位，于1895年击败中国新编组的北洋水师，攫取了朝鲜半岛与台湾，并获得中国的巨额赔款。日本由此一跃为殖民帝国，雄张东亚五十年。日本于1905年击败俄国，1931年侵略中国的东北，1937年全面侵略中国，1941年底袭击珍珠港，同时在大陆与海洋作战，希冀建立一个东亚大帝国。这一梦想，终于在1945 年的“原爆”蘑菇云下，化为灰烬！

日本倏兴倏亡，是东亚的大劫！但是，19世纪明治维新的成功，曾引发中国的“百日维新”。1898年，清光绪帝在慈禧太后让他亲政之后，援引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百日之内颁布一连串诏书改动制度，但遭遇守旧人士反对。慈禧太后在袁世凯依附荣禄后，得以运用北洋新军的力量夺回政权，处死维新志士谭嗣同等六人，把光绪囚禁在瀛台。短促的“维新”，转为悲剧！

中、日两国的维新政变，有如此不同的结局，常是近代历史学界探讨的课题。先论两者的相似之处：日本的维新志士是一群外藩的青年藩士，痛感于外来武力威胁及当时德川政权的无能，聚集于吉田松荫（1830—1859）的门下，研讨如何救亡图存。同样的情形，一群远在南方的青年人，痛感外患日重，清廷应付无力，群聚于康有为的万木草堂，寻求挽回中国败亡的命运。

日本的九州诸藩，远离关东的幕府权力中心，但又经由对外贸易获得利益及有关西洋事务的知识。长崎一埠，长期有荷兰及西洋商船寄泊，也有西洋人在此居住。源自长崎的“兰学”，是日本学习西洋事务的来源。九州藩士，实是日本最熟谙当世国际事务的人士。在中国方面，澳门于明代被葡萄牙人借居后，明清两代的耶稣会会士入华，均由此进出。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割让香港，使香港成为英商及其他外商对华贸易的基地。广州虽偏居南方，但密迩港、澳，于是粤籍人士直接间接最易获得西洋事务的知识，也最能深刻痛切地感受到危机。广东虽是中国最富庶省份之一，却又远离清廷的权力中心北京，其情势与日本九州诸藩相似。

明治是从全无实权的天皇，为维新志士拥戴忽然成为新政的权力象征。光绪为慈禧从醇亲王藩邸迎入宫中，继承皇位，长期在太后垂帘的阴影下成长，一旦亲政，锐志改革，希冀中国迅速复兴，遂乾纲独断，完全信任这一批新进文臣。日本是明揭“尊王攘夷”口号，援春秋大义，确立明治维新的合法性。光绪的皇位，也有其合法性，以致慈禧尝试废立，终因东南督抚坚持“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难防”，阻止了慈禧的计划。

戊戌变法与明治维新的差异

以上中日情势的诸项相同处，确使人诧异，为何二者一成一败，竟如此悬殊？而且，其下一步的发展，又使中、日两国的近代历史，走上完全不同途径！此处当试述二者发展过程的差异：

首先，明治与光绪的处境不同。在“尊王攘夷”的口号下，德川只是篡窃天皇权力的权臣，正主既出现了，德川幕府再难有其合法性。光绪则是慈禧的继子，亲子一伦在伦理差序位阶最高，即使是皇帝也得在亲子关系上垂手。

其次，德川幕府执政之初，遍植亲藩于关东为武家藩屏，但执政日久，那些大藩坐收户额租地，耽于逸乐，已失去战斗力。德川末代将军的部下，也已只见宫廷宠臣，不见武勇之士。于是，九州诸藩挟其实力，要求武家奉还大政，德川实已没有抗拒能力。反之，中国在太平天国之役后，南北诸省都迅速“武化”，尤以北京大门的直隶总督，手握重兵，举足轻重。戊戌维新时，慈禧任命亲信荣禄担任直隶总督，即使谭嗣同当真能够劝动袁世凯支援光绪，袁军也没有抵抗荣禄的胜算。当时东南督抚，除了湖南巡抚陈宝箴支持维新外，都不做左右袒。光绪缺少有力奥援，而慈禧则有直督的实力为后盾，是以光绪处境与明治的形势相比，可谓主客之势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