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的结局为何截然不同 第2页

更须注意者，日本的藩士乃是依附于封建制度的身份，他们都是藩主的武士，平日聚集在藩主的城堡，本身并没有社会基础。德川幕府手上曾有过重兵，但执政既久，武士已转化为官僚系统中的大小官吏，他们寄生于幕府，却不能动员社会资源支援武家。德川幕府外无强大亲藩的支援，内无有力藩士发动社会力量，其不能自存，已明白可见。普鲁士的乡绅（Junkers）是“在乡军人”，身份与中唐以前的府兵相似。这些乡绅乃是支持重建日耳曼民族主权国家的重要基石。若以日本武士与普鲁士乡绅相比，其最大差别在于武士寄生宫城，不在乡村掌握地方的实力。

中国明清的缙绅，并不具武士性质，却是地方社区的精英。他们有一定的领导能力，又凭借同族、同寅、同事、戚谊等种种关系，编织为庞大的网络，大则涵盖全国，小则笼罩一乡。缙绅士大夫的向背，在皇朝嬗代、政局转变之际，都有决定性的作用。清代末季，政府执政能力已相当不足，但儒家君臣伦理的强大约束力还在，以致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天国之后，手握重兵，雄踞东南，还是恪守臣节，解散了湘军。这种情势，若不是从下而上的革命，缙绅为主体成分的官僚体系，殆难与虎谋皮，由内部发动翻天覆地的巨大变革。

戊戌维新代表的理念，在当时还有保守与洋务两派思维方式作为选项。保守派，例如倭仁、王先谦等都坚决相信中国传统方式是“千古不易”的正道，任何学习西洋的改革均是“离经叛道”，不宜施行。洋务派，例如张之洞及大多数的督抚，致力购械设厂，希望中国能够有坚船利炮，甚至振兴实业，希望中国能利不外溢，但其理念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并不赞成国家制度也转变为西洋模式。这两种主张，在当时是缙绅士大夫的主要思想，持维新改革理念的人反而不占多数。是以，光绪与康、梁无法转移庞大的缙绅力量支持维新运动，各省督抚在慈禧反扑时大多不声援光绪，当是因为他们大多只是持洋务派的观点，还不能接受维新之论。

百日维新的遗产

维新失败，保守分子借用义和团的“本土运动”，扶清灭洋，惹起八国联军。大难之后，不少人思想转向改革，清廷才有预备立宪之议，可谓戊戌维新的一段延伸。数年之后，辛亥革命，清廷所谓立宪也成了空话。

从维新到立宪，这次短暂、不全面的清末改革，仅是历史潮流的涟漪。然而，沈家本（1840—1913）奉命改订的清律，移植欧洲大陆法系法典，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成文法。中华民国的民法、刑法、诉讼法等大致皆不脱沈家本订下的范畴。中华民国建立不久后，中国陷入军阀混战，全国分崩离析，但排除一些军阀不法行为，大致言之，各地诉讼还是遵循这一部新法律。即使在北洋政权的号令不及之处，北京大理院的判例也还为各处法院引用。

清末改革的另一个成果，是制定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轮廓。京师大学堂的学科规划，是日后各地大学的模式。蔡元培在民国成立后制定的大学制度，基本上只是以此为基础，稍做修改而已。

整体来说，清末的维新只是夭折的努力。若没有辛亥革命，中国循着所谓“立宪”的途径发展，其过程当是取决于社会精英层（旧日缙绅及后来的知识分子），中国后来的走向可能大不相同。历史已是过去，不必再作悬测。倒是日本的明治维新虽然建立了一个现代化的日本，可是从1925年到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日本的右派与少壮军人狙杀了五位首相中之三人、三位藏相（财政部长）中之二人；另有一位首相的兄弟被误认而死于狙击，那位首相侥幸逃过一劫。

这些主张和平开放的自由主义政治人物，一个一个倒下，日本军人遂控制了日本天皇与政权，形成实质的军阀专政，斩断了日本正在发展的君主宪政。日本遂中风狂走、武力扩张，终于一步一步走向战争，也一步一步走向败亡。

明治维新是由一群青年藩士推动的，他们的“武士道”本性终于遗留了黩武的行为基因，以致有此历史的转向。中、日两次维新的历史因缘，长程短程都可有不同的理解与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