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内战的经过 第2页

迈克尔·柯林斯、理查德·穆尔卡希和欧因·奥达菲策划了自由邦在全国范围内的攻势：派遣纵队从陆路夺取西部的利默里克和东南部的沃特福德，派部队从水路夺取南部的科克郡与凯里郡和西部的梅奥郡。

利默里克7月20日陷落，沃特福德于同日陷落，科克市在自由邦在衢西市从海上登陆后于8月10日陷落。

另一支去西部的梅奥郡的海上远征军使该地区重回政府掌控。某些地区共和派进行了坚决的抵抗，但是没有一处能够战胜装备炮兵和装甲部队的正规军。自由邦保卫战中只有一处进行了正规战斗，就是基尔马洛克战役，发生在自由邦部队从利默里克向南进军时。

政府在主要城市的胜利开始了一段非决定性的游击战时期。反条约共和军部队分散开来，坚持在诸如南部的科克郡和凯里郡西部、韦克斯福德郡东部和斯莱戈郡与梅奥郡这样的地区。零星战斗也在丹托克周围爆发，那里是弗兰克·艾肯和爱尔兰共和军第四北方师的基地所在。

战争断断续续进行了八个多月才结束。在爱尔兰独立战争中是盟友的领导者们被暗杀和处决给这段时期打上深深印记。总参谋长迈克尔·柯林斯在1922年8月一次反条约共和派的伏击中于科克郡家附近的花口村身亡。

柯林斯的死使自由邦领导层对于共和派更加怀恨在心，很有可能导致了之后的冲突堕落为施暴与复仇的循环。亚瑟·格利菲斯，自由邦总统，也在十天前脑溢血而死，自由邦政府落到W.T.柯斯格雷夫手中，自由邦部队则归理查德·穆尔卡希将军指挥。

1922年10月，埃蒙·德·瓦莱拉与反条约派议员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共和政府”作为自由邦之对立。但是，当时反条约一方已经要地尽失，德瓦莱拉的“政府”在民众中没有权威。无论怎样，共和军领导人对此不屑一顾，把自己的军事领导看成共和派的即存权威。

暴行、处决和战争的结束

内战的最后阶段蜕变成一系列的暴行，给爱尔兰政治生活留下无限辛酸。自由邦从1922年11月17日开始处决共和派囚犯，四名共和军成员被行刑队枪决。

之后是11月24日为人称颂的作家和条约谈判代表罗伯特·厄斯金·钱德斯。在内战期间自由邦一共正式批准处决了77名反条约囚犯。反条约共和军为报复暗杀了议员肖恩·黑尔斯。

1922年12月7日，黑尔斯死后第二天，四名从战争第一个星期开始就被关押的著名的共和派成员——罗里·奥康纳、廉姆·梅洛斯，理查德·巴雷特与乔·麦凯尔维（Joe ——为报复杀死黑尔斯而被处决。

另外，自由邦部队，特别是在凯里郡，游击战最激烈的地方，开始不公开地处决抓获的反条约战士。最臭名昭著的例子是在巴里希第，九名共和派囚犯被绑在地雷上，随后地雷被引爆，幸存者被机枪扫射。

反条约共和军不能维持一场有效的游击战争，因为大多数爱尔兰民众不支持他们。这在战后的大选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盖尔人协会——自由邦党——轻而易举赢得胜利。罗马天主教会也支持自由邦，认为它是国家的合法政府，并将反条约共和军开除出教，拒绝给反条约战士主持圣餐礼。

1922年10月10日，天主教会爱尔兰大主教签发一份正式声明，将反条约运动描述为：“一个没有任何合法权限的谋杀和暗杀体系……非正规军发动的游击战没有道义支持，因此杀害国民军人是在神面前的谋杀，夺取公私财物是抢劫，毁坏道路、桥梁和铁道是犯罪。所有反对此教喻，参与上述罪行的都犯了欺天大罪，如其坚持此种罪恶行为，则不能被告解赦免，也要被逐出圣餐礼。”

该立场当时影响了很多天主教爱尔兰人。

缺乏公众支持，政府一战到底的决心和自身的意志力缺乏都对反条约共和军的战败起了作用。

至1923年2月，共和派领导人廉姆·迪西已经向自由邦投降并号召其他共和派分子也投降。随着冲突逐渐转变成为支持条约派“事实上”的胜利，德瓦莱拉要求共和军领导层下令停火，但是遭到拒绝。

某些历史学家提出，共和派不肯妥协的领导人廉姆·林奇在4月10日在沃特福德郡诺克米尔唐山区一场战斗中战死，使得更加实际的弗兰克·艾肯接替共和军参谋长位置，能够下令停止看来毫无意义的战斗。

艾肯于5月1日就任共和军领导，此前一天他代表反条约部队宣布停火。接下来艾肯于5月24日下令共和军志愿者放下武器，而不是投降或者继续不可能取胜的战斗。成千反条约共和军成员被自由邦部队在战争结束后几周内逮捕，当时他们已经放下武器回家。

对前保皇派的袭击

虽然内战的起因是英爱条约，随着战事的发展共和派也寻求将自己的行动理由定义为传统的共和主义的为了“无产者”，结果就是战争中爱尔兰的英国大地主与一些并不十分富有的新教徒保皇派也受到袭击。

旧地主阶级的192座“豪宅”在战争中被共和派摧毁，所宣称的理由是某些地主成为了自由邦参议员。比如说属于梅奥伯爵的纳斯附近的帕莫斯唐宅，梅奥郡的莫尔厅，以及奥立弗·圣约翰·戈加蒂的房子。

但是，也有其他因素起着作用。很多但不是所有这些人，曾经在独立战争中支持英军。这种支持大多只是精神上的，但是有时会表现为在冲突中对英军的积极协助。这些袭击应该在1921年7月11日停火后结束。但是实际上在停火后仍然继续有袭击，并在内战得到升级。

另外，地主阶级中的很多人是农村阶级敌对中的焦点，从1880年土地战争开始这个问题就日益白热化。虽然1903年的温德汉姆法案允许佃农从地主那里购买土地，但是有很多没有被租种的土地，某些共和主义分子追随迈克尔·达维特的政策，即所有土地都应该为“国家”所有。

这使以前的地主独立后的处境艰难，在内战的无政府状态中易成为目标。有时这些袭击有教派主义的暗示，虽然大多数反条约共和军并不区分爱尔兰政府支持者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很多袭击事件很难寻找动机。

比如，某些不关心政治的“英裔爱尔兰”新教徒的财产被付之一炬，如赫拉斯·普朗科特，他帮助建立了农村合作计划，但是另一方面，所有吉尼斯家族的财产都完好无损。自由邦努力保护新教徒和他们的财产，特别是在劳斯郡，为此专门成立了一支特别警察部队。至今为止对于新教徒在这段时间受到多大程度的胁迫众说纷纭，但是很多人在内战中和战后离开了爱尔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