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维比诸葛亮差在哪里 第2页

战略的失当

如果说尴尬的内政不是姜维所能控制的（相比诸葛亮是整个蜀汉的实际领袖，姜维只是一个军事统帅），怪不得他，那么后来在军事领域出现的问题，便只能是他的原因了。

姜维在军事领域出现的问题便是在北伐战略上的失当，其具体体现在：

第一，北伐过于频繁。

众所周知，蜀汉仅有一州之地，相比于独占九州半的魏国，实在是小的可怜。按道理，这种以小博大的局面，本身就要求小国必须得“精打细算”、“量入为出”，而决不能凭一时之勇，只可惜姜维没能明白。从他北伐的次数看，在公元238-262年，这25年间，他一共发动了11次北伐，平均两年便有一次大规模军事活动。

而如果细分的话，从238-253年，这段时期蒋琬、费祎主政，还能有效地控制姜维的北伐欲（这16年6次北伐，频率正常），但当253年费祎被刺身亡后，在军事活动上姜维便彻底失去了束缚，此后连续五年间每年一伐，直到景耀五年（262年），蜀汉灭亡的前一年。

北伐过于频繁的后果便是徒耗国力。相比诸葛亮时代，蜀汉的每一次大规模战争：平定南中（225年），第一伐（228年）、第四伐（231年）、第五伐（234年），都是有规律有节制的每三年一次（第二、三伐是局部战争）。

休战期时，在史书上经常可以看到“务农殖谷，闭关息民”、“劝分务穑，以阜民财”、“劝士休农于黄沙”……这些恢复国力的举措，加上朝政的良好运作，诸葛亮北伐过后，即使无功而返也不至于国力受损，甚至往往还通过蚕食雍凉能有所得。

而姜维北伐则远不及此。他“自以练西方风俗”，又“负其才武”，志在割据凉州，便毫无节制地频频出兵北伐，结果导致了国力的严重损耗。如《三国志.谯周传》：时军旅数出，百姓凋瘁。《异同记》：维好战无功，国内疲弊。

更严重的是，姜维北伐过于频繁还招致了蜀汉军政两方的一致反对。车骑将军张翼“每与廷争”，强烈反对频频出兵；谯周作《仇国论》；诸葛瞻说自己有三罪，其二在于不能“制姜维”；黄皓“阴欲废维树宇”，想让右将军阎宇代替姜维；甚至老将廖化到最后也认为姜维实是穷兵黩武……此外诸如董厥、樊建、杨戏这些人，也是纷纷站到了姜维的对立面。

这种由北伐引起的无端内斗，使本来就混乱不堪的朝政变得更加暗弱不举，加速了蜀汉的内耗。

第二，除了过于频繁，姜维北伐战略的失当还在于攻守错位。

从先天的地理环境看，蜀汉据有川蜀之地，以汉中为门户，与中原隔着高大的秦岭，显得易守难攻。诸葛亮时代，其根据蜀汉是小国、难以承受高风险的原则，制订了以守为主、以攻为辅的北伐基本方案：以汉中为驻军、屯田基地，出兵由斜谷道穿过秦岭出祁山，伺机攻占凉州。

这种方案的缺点在于运粮艰难（因为要穿过秦岭），但好处在于北伐遭到失败或敌国来犯时能迅速回防保卫汉中，比较符合蜀汉小国的国情。

然而姜维掌军后很快改变了这一保守方案。他的想法是保守战略虽然安全，但不能对敌军造成有效杀伤，因此决定将汉中门户松开，把故汉中太守魏延的拒敌于外方案改为歼敌于内：

维建议，以为错守诸围，虽合周易“重门”之义，然适可御敌，不获大利。不若使闻敌至，诸围皆敛兵聚谷，退就汉、乐二城，使敌不得入平，且重关镇守以捍之。有事之日，令游军并进以伺其虚。敌攻关不克，野无散谷，千里县粮，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后诸城并出，与游军并力搏之，此殄敌之术也。

他撤了汉中的严阵以待，取而代之的是：于是令督汉中胡济却住汉寿，监军王含守乐城，护军蒋斌守汉城，又于西安、建威、武卫、石门、武城、建昌、临远皆立围守。

这种方案，在姜维北伐处于攻势时显得比较有利。他可以将蜀汉的军事中心从汉中移至武都一带（靠近前线，利于运粮），同时“诱诸羌、胡以为羽翼”，对魏国的凉州地区造成极大的威胁。其中最成功的一次是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经数万军队（连诸葛亮也没能达到如此地步），如果能攻陷狄道，便是真的做到了割据凉州，可惜魏国征西将军陈泰及时赶到增援，致使汉军功败垂成。

然而，高回报也意味着高风险。当后期蜀汉国力空虚、姜维无力北伐而魏军主动进犯时，这种方案则变得极其虚弱而危险。事实上，263年钟会率军进犯汉中，由于叛徒蒋舒的出卖，汉中的“歼敌于内”方案立刻全面失效，加上邓艾偷渡阴平，最终造成了蜀汉的灭亡。

由此可见，虽说期间出现了不可控因素（蒋舒投降），但姜维的高风险战略安排，也必然要为蜀汉灭国负一定的责任。

综上两点战略上的失当，便是姜维北伐差于诸葛亮的第二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