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时期有羽林军和期门军吗 第2页

相对于脉络清晰的“羽林”，“期门”的源流和情况更加特殊：

（1）“期门”待遇为“比郎”，“羽林”则未提及；

（2）“羽林”有“监”，有“令”、“丞”，而“期门”只有“仆射”，直到西汉末年才设置了“中郎将”。

之所以如此，恰在于两者的兵员不同，组织性质也不同，见卫宏《汉官旧仪》中对“期门”的记载：

期门骑者，陇西工射猎人及能用五兵材力三百人，行出会期门下，从射猎，无定员，秩比郎从官，名曰期门郎。

也就是说，期门郎的兵员是挑选陇西郡擅长射猎或者武艺强悍的勇士300人，在约定时间等在宫中某门下，跟随皇帝射猎的从人，没有固定编制员额，秩比“郎从官”，“郎从官”，看似是一个概念，实际上是两个概念，见《后汉书·孝和孝殇帝纪》:

三年春正月甲子，皇帝加元服，赐……郎吏、从官帛。

“郎”是“郎吏”，“从”是“从官”，“期门郎”秩比“郎从官”，也就意味着它不是“郎从官”，这里面的“郎”好解释，“从官”正是“中从骑”，这就意味着“期门骑”实际上是比照“中从骑”待遇的角色，出现自然晚于“中从骑”。

在《汉书·东方朔传》中曾详解“期门”得名：

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阳，西至黄山，南猎长杨，东游宜春。微行常用饮酎已。八九月中，与侍中、常侍武骑及待诏陇西、北地良家子能骑射者，期诸殿门，故有“期门”之号自此始。

这是说汉武帝在建元三年开始喜欢“微服出游”，八九月间，让侍中、常侍武骑和陇西、北地郡的能骑射良家子，在殿门等候，所以，有“期门”之“号”。

不过，根据应劭《风俗通义》引述西汉刘向与汉成帝的问对：

文帝代服衣，袭毡帽，骑骏马，从侍中、近臣、常侍、期门武骑猎渐台下，驰射狐兔，果雉刺彘。

也就是说，早在汉文帝时，已经有“期门”的说法了，这与《汉书·东方朔传》中的记载看似矛盾，所以有不少前人学者认为《风俗通义》有误。

其实，这里最重要的问题，在于“期门”二字，应该是一个“制度名词”而非“军号”。

对照上下两条史料，“侍中”为所共有，见《汉书·百官公卿表》：

侍中……皆加官。所加或列侯、将军、卿大夫、将、都尉、尚书，大臣、太官令至郎中。亡员，多至数十人。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

《初学记》引《齐职仪》载：

汉侍中掌乘舆服物，下至亵器虎子之属。……初，汉侍中亲省起居，故俗谓“执虎子”。“虎子”，亵器也。

也就是说，汉朝的侍中管理皇帝的车马衣服，以至于尿盆马桶，且能够“亲省起居”，也就是出入皇帝寝处禁省，直到汉武帝末年以侍中莽何罗行刺为由，让侍中出居禁省外，之前的汉王朝，“侍中”应该都在禁省内居住、给事，且必有官爵才可“加官”，属于典型的贵族侍从。

主要区别在于“常侍武骑”和“常侍、期门武骑”，考虑到《汉书·东方朔传》中“期诸殿门”和《汉官旧仪》中“行出会期门下”的说法完全吻合，也就是“‘固定时间间隔’在殿门下等待”。

由此引申，汉文帝时代并无“期门之骑”，但有“期门之名”，也就是与“常侍武骑”相对的“期门武骑”，在伴随皇帝射猎、冶游的任务上没有区别，在陪伴待遇上却有区分，一者为“常侍”（即固定随侍），一者为“期门”（不固定随侍）。

“常侍武骑”，见《史记·李将军列传》：

（李广）从军击胡，用善骑射，杀首虏多，为汉中郎。广从弟李蔡亦为郎，皆为武骑常侍，秩八百石。尝从行，有所旻陷折关及格猛兽。

李广被召为“汉中郎”和“为郎”的从弟李蔡一同为“武骑常侍”，“旻陷折关”是指攻城拔寨，格猛兽则是随君狩猎，可见既有侍从任务也有战争任务。

又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以赀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

《史记索隐》引东汉张揖（《广雅》作者）注释“武骑常侍”：

秩六百石，常侍从格猛兽。

结合文帝时李氏兄弟的角色，则“常侍武骑”本身就是有“秩级”的随君王射猎、“格猛兽”的正式官职，而其“秩级”非“比秩”，说明应属于正式官职的“吏”，而非“加官”或“宦皇帝者”。

这个官职，在《二年律令·秩律》中缺载，从执掌、秩级来看，却可能与其中一个职务一致，即“秩六百石”的“上林骑”，上林苑地在渭水之南，秦始皇在其中“作朝宫（前殿即为阿房）”，汉武帝时扩建上林苑，实则是在秦宫苑体系基础上，建设大量离宫，而其核心功能仍旧是“猎苑”。

卫宏《汉旧仪》载：

上林苑中，天子遇秋冬射猎，取禽兽无数实其中，离宫观七十所，皆容千乘万骑。

此处记载虽为汉武帝扩建上林苑之后事，可“天子秋冬射猎”却不会自汉武帝开始，之前的秦、汉皇帝多有游猎记录，则“上林骑”很可能就是“武骑常侍”的前身，也是“贵族侍从”。

在确定了“常侍”的角色后，再看“期门”的兵员来源：

陇西工射猎人及能用五兵材力三百人。（《汉官旧仪》）待诏陇西、北地良家子能骑射者。（《汉书·东方朔传》）

共通点即在于“兵员区域”，但并没有说明这些“兵员”为汉武帝“新置”，换句话说，“期门骑”之成为编制，必然晚于“陇西、北地良家子”的“待诏”入京师，另见《汉书·地理志》：天水、陇西……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

“羽林”、“期门”之名绝对上溯不到“汉兴”之时，那么，这个“六郡良家子选给”，只能是“羽林”、“期门”的前身——“建章营骑”或称“中从骑”，“待诏陇西、北地良家子能骑射者”。

综上所述，“羽林”前身的“建章营骑”兵员与“期门骑”的兵员地实为重合的，均为陇西、北地等诸郡良家子（六郡实际上包括汉武帝开边后的河西诸郡，汉初并不在版图内），而“中从骑”和“待诏陇西、北地良家子能骑射者”的所有区别也揭开了谜底：

（1）“中从骑”有“监”、“令”、“丞”，实为部署于“宫”、“园”等处皇帝居所“厩”中的“从骑”，有官署，有集中驻扎的驻地，掌管“送从”，担任皇帝出行的警卫和仪仗；

（2）“待诏陇西、北地良家子能骑射者”则有“仆射”，说明规模小，并非集中驻扎，而是分散小队于殿门处的其他官署“待诏”，类似于东方朔的“待诏公车（公车司马令署）”、“待诏金马门（宦者令署）”，最初掌管的也并非“期门郎”担任的“送从”任务，而是随从射猎。

综上所述，“羽林”和“期门”在汉武帝的时代，只是陪同射猎和警卫的侍从骑兵，根本不是什么大规模的军队，一直到西汉灭亡，也没有发展成为有固定编制的“野战军”，甚至没有“军”的名号，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