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畜的起源

六畜的起源或分布并不局限于中国，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动物考古学、驯化地理学、动物遗传学、民族动物学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进展。DNA研究揭示了动物驯化的复杂性，中国学者亦加入了这股研究潮流。

张亚平等对狗、猪、驴等进行了分子遗传学研究，认为猪、狗是东亚本土驯化的，驴肯定来自中亚、西亚或埃及。每一种动物的驯化过程都很复杂，具体的时间和地点还难已确定。大体而言犬和猪的驯化在东亚和西亚均可追溯到近万年，牛和羊西亚早于东亚，鸡则东亚更早，马的最早驯化地是中亚。

六畜驯化传说

古文献中有关六畜传说不少，现摘录几则如下：

《周易·系辞》曰：“古者包牺氏（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畋以渔……”

清代吕抚辑、蔡东藩补辑《历代兴衰演义》（二十四史通俗演义）记：“却说太昊伏羲氏，成纪人也。……身长一丈六尺，首若蛇形。生有圣德，人民感戴，推之为君。……帝居位，上合天心，下合人望。共工、柏皇、朱襄、昊英等诸文武大臣，各秉贤能，分理宇内，而政大治，教民作网罟，捕鱼虾，以瞻民用。又教民养马、牛、羊、鸡、犬、豕六畜，以充庖厨，且以为牺牲……”

地方和民间也有不少六畜驯化传说：

如甘肃省陇东南地区的礼县一带（据一九九九年版《礼县志》记载，礼县在夏朝后商、周时名西犬丘），有本历代誊抄保存下来的《太上慈悲香山宝卷》（以下简称《宝卷》），记载有“太白金星渡鸡”等六畜驯化传说：“由雷公、华胥、伏羲和女娲做出了这一开天辟地的第一次人类的和谐，后来就有了他们的后代妙庄王家族。

《宝卷》说，牛郎原名大椿，他因渡牛有功，被妙庄王外孙女看中，婚配与他。神话中的牛魔王大仙也就是牛王神。在西犬丘国兴盛时期把野牛渡化为家牛的人，所以称他为牛王神，牛王爷。在媳妇沟有媳妇崖景观，上原有仙女石像，现已被人盗走。在媳妇沟口，梁坪村头，那棵传说中为大椿和仙女做媒的大槐树还在，这棵槐树直径3米左右。玉连渡马，太白金星渡鸡，二郎神杨杰渡狗，竹林渡猪等。”

在甘肃天水西山坪大地湾一期文化中，发现距今8000年左右的家鸡遗存，养鸡在我国已经有8000年的历史。依《宝卷》说，早在伏羲女娲时代，居住在秦岭太白山一带的太白族人，救助了人文先祖伏羲、女娲及其族人，后来伏羲“教民养六畜以充庖厨，备为牺牲”，而在这个过程中，太白族人在将鸡驯化为家畜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后来经过历代传颂，太白族人便被神化为“太白金星”的形象。

马

家马(Equus caballus)的野生祖先主要分布于欧亚草原的西端。乌克兰和哈萨克草原新石器和青铜时代文化遗址中大量马骨的出土显示了从野马到家马的驯化过程。骑马和马车技术可能源于西亚的骑驴和牛车制作技术。波台（Botai）位于哈萨克草原北部，是一处特殊的铜石并用时代（公元前3000-3500年）遗址，出土动物骨骼三十余万块，其中99.9%是马骨。

安东尼等研究表明，这些马主要是用于食用、祭祀（随葬）和骑乘，至少部分是家马。列文认为乘骑必然会导致马脊椎特别是第13-15腰椎变形。她检测了波台遗址出土的41个样本，却没有发现相应的变化；由此推断波台文化的主人是狩猎采集者，以狩猎野马为主，也许兼营小规模的农业。

在东亚多处经科学发掘的遗址中有马齿或马骨出土，是否为家马存在争议，确凿无疑的家马和马车见于商代。中原地区土地肥沃，人口密集，也适合养马，但更适合养猪、牛、鸡、鸭等经济效益高，成本低的家畜。因此没有选择养马之路，而是采用从西方或北方购买方式成本更低，因此中原文化遗址中多见马具而少见马骨。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古代遗址很少发现马骨，但出土了不少马具，表明历史上骑兵在各个国家曾起过重要作用。

许多研究表明，中国古代马的母系遗传呈现高度多样性，既有本地驯化，也有外来基因交流。我国养马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有马骨。但也有不同观点。关于中国家马何时何地起源有几种不同看法：一是认为马、马车等从遥远的西方传入；二是认为至迟在新石器时代（公元前9000-6000年），中国人已驯服马和养马；三是认为"在新石器时代末的龙山文化中出现了已家畜化的马"或"在中国养马、驯马和用马的历史,至迟可以追溯到龙山文化时期"。